瑞银投资 “北京人”化石与顾维钧家宴，瑞典王储访华经历了什么

1926年，北洋政府的统治临近终结，中国动荡不安。

1月，张作霖与吴佩孚合力讨伐冯玉祥。3月，北京发生“三·一八惨案”，包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在内的47人当场遇难，鲁迅参加追悼会后，写下著名的文章《记念刘和珍君》。4月，段祺瑞政府倒台，张作霖控制北洋政府。7月，国民党北伐，蒋介石任司令，北洋时代摇摇欲坠。

然而，也是在那一年，瑞典王储、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访华时，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——北京周口店发现两颗有50万年历史的古人类臼齿化石，把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40万年，轰动国际；国外名流来中国有三样标配：逛故宫、爬长城、听梅兰芳唱戏……

2022年，记录王储访华的三本老相册自瑞典远涉重洋，出现在北京一家拍卖行，90后收藏家邹德怀以63万的价格竞得，又耗资7万元，用2年时间深入研究，写成新书《东行漫记：大师、军阀、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》，重现了这段在中国和瑞典都很少记录的历史。

相册背后的“北京人”化石

邹德怀从事东亚近代史的影像材料与文物收藏已有14年，藏有十万张原版老照片，见过几千本老相册，也收藏了几百本老相册。在拍卖行看到三本来自瑞典的旧相册时，他一下子被冲击到了，“第一反应是震惊”。他回忆，从没见过那么气派的大相册，咖啡色的封面长度差不多有1米，打开一看，每张都是冲洗的银盐照片，另外还贴有很多原始签名照片。很多照片是之前没公开过的名人照，用打字机打上了图说，简直就是一本手工书。此外，相册上还贴了很多地图、证件、邀请函、菜单、名片、导游手册，甚至看戏时的剧情介绍等，内容非常丰富。

邹德怀了解到，这是三本记录瑞典王储携夫人访华的见闻记录相册。因为是私人访问，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任何中文记录，“当时能查到的，只有梁启超先生1926年写的一篇欢迎致辞”。维基百科关于王储的词条，也只有英文版提到一句，1926年来过中国。

相册的主人是阿克塞尔·拉格雷柳斯。他是一位瑞典化学工程师、印刷业巨头。邹德怀分析，相册能做成三本如此精美的手工书，可能也得益于他的“职业病”。

拉格雷柳斯很富有，不仅是瑞典王储来华之旅的赞助商，还赞助过瑞典汉学家喜仁龙，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安特生（Johan Gunnar Andersson），探险家斯文·赫定来中国考察。后来，瑞典成立东方研究院、东方研究会，拉格雷柳斯也提供了赞助。

邹德怀还发现，相册中最珍贵的一张合影，来自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饭店举办的一场晚宴。中国地质、考古界的科学家联合为王储举行了一场欢迎大会，梁启超、李四光、新常富（本名托尔斯滕·埃里克·尼斯特勒姆）、曹云祥、安特生、翁文灏、拉格雷柳斯夫妇、颜惠庆等诸多知名人士在场。

正是在这场晚宴上，与王储访华同行的安特生，首次公布了震惊世界的周口店“北京人”化石考古成果。在那之前，各国考古学界公认最早的古人类化石，是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，距今约10万年，东亚一度被认为是“无石器时代历史的大陆”。

邹德怀意识到，这套相册的历史价值远超影像本身。

邹德怀大学时学习视觉传达专业，2012年毕业后在《看历史》杂志担任图片和内容编辑，后来又创建了网易历史文化频道。在网易工作时收入不错，赚的钱都用来收藏老照片。为了收藏这套价值不菲的老相册，邹德怀耗光积蓄，跟家人借了钱，最后在浙江企业家陈永新的支持下成功竞得。

王储在山西示范如何考古

对于王储的中国之行，拉格雷柳斯除了制作三本相册作为纪念，还出版了一本印刷数量极少的回忆录《龙与洋鬼子》，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。邹德怀想办法买到了这本书1926年的瑞典语版和1927年的德语版，更巧的是2022年底，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，成为他研究老相册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少年时期，阿多夫王储就对考古产生兴趣，大学就读于考古专业，曾在乌普萨拉郊外挖掘出一些古代青铜器和饰品。第一任妻子去世三年后，他娶了第二任太太路易丝·蒙巴顿。不幸在1926年再次降临，路易丝产下一个死婴，那年阿多夫45岁。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这可能意味着夫妻俩再也没有机会生育。”邹德怀说，为了排解痛苦，他们环游世界，去了美国、日本，还有当时日本统治之下的釜山，之后前往中国。

“可以说，王储来之前的中国简直就是一盘散沙，乱到不能再乱，当时中国的报纸特别担心北洋政府能不能好好接待外国元首。安特生在中国待了几十年，是‘中国通’，他建议王储最好不要见任何军阀和总统。王储采纳了建议，将这趟来华之旅定位为纯私人行为。”邹德怀说。

尽管如此，王储一路还是受到北洋政府的热情接待。到北京两天后，顾维钧夫妇就邀请王储夫妇赴家宴，晚宴中西结合，菜单也被拉格雷柳斯保存下来，有北京烤鸭、鹅肝冻子、黄油山鸡、咖啡水糕等。拉格雷柳斯在回忆录中对这顿家宴评价很高，认为是按照欧洲方式安排的，“非常满意”。

在山西，阎锡山也为王储夫妇准备了极其丰盛的晚宴，不过他准备的是中国传统大餐，除了北京烤鸭、乳鸽、鳜鱼、莲子汤，还有燕窝、鱼翅，尤其对于燕窝，拉格雷柳斯并不认为是昂贵的滋补品，在回忆录中吐槽了一番，“我希望没有人会想象羽毛和纤维也是一起煮的”。

也是在山西的一幕，让邹德怀特别有感触。在太原以北约10公里的阳曲湾，出土过带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特征的陶器。王储在那里下坑考古，被当地村民围观。“他们肯定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一位衣着华丽的洋贵人要去刨土。”邹德怀说，在当时的中国，考古学刚起步，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考古和盗墓没什么区别，都是“刨掘坟”，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。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影响非常大，他发掘了仰韶文化。早在1924年，他就写信给王储说，如果未来王储有机会来中国，特别希望他能亲自下坑考古，改变大部分中国人对考古专业的偏见。王储来到中国后，实现了安特生的心愿。

1927年初，王储一行回到欧洲。在渡轮上，他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，介绍途中的种种美好印象。拉格雷柳斯在回忆录中也说，离开时心里感到一阵惋惜，“因为我发现自己在中国生活得很好”“自己就像是快乐友善的黑头发人民的老朋友”。

“1926年的中国，处在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头，清王室退位，民国取而代之，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型。军阀割据，很多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。同时，又有一批喜欢中国古老文明、真正同情中国的国际友人，在各自的领域真诚地帮助中国。”邹德怀说，从这个角度说，这时瑞典王子来访，就像一架时光摄影机，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、最鲜活的记录。